坦誠、嚴謹而又活躍的學風是學術討論的基礎按：本文的大部分內容來自筆者與一位有著榮耀學術履歷的華人學者的通信，是筆者在通信式學術討論中所做的延申式論述，並做了重新整理與補充。在公開的學術討論中，任何人都有發言的權力（從人權的角度寬泛地來說），但未必真有這種學術討論的資格，要想有這種學術討論的資格，尤其是要想有在高水平的學術討論中的討論資格，

捕魚達人4

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中的至少一個：1、真正具有足夠高的學術水準和智力水準；2、能夠謙虛謹慎地進行發言討論，能夠較好地掌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界限尺度，不輕易做肯定也不輕易做否定，做出的任何否定或肯定都有盡可能充分的邏輯理由和證據論證。當然，這兩個條件中，

公費流感疫苗

2是基礎和根本，1只是一個簡便的判斷方法，但1在本質上也是符合2的，因為不符合2者必進不了1之中；而即使曾經進入了1者，若其不再遵守2，則必在實質上從1中脫離（一個有趣而又令人遺憾的現象是：在學生之中，包括研究生、大學生和中小學生之中，

德州撲克怎麼賺錢

滿足2者的比例反倒很高，往往比擁有了頭銜職稱的科研工作者群體的比例更高甚至高得多#1#）。因此，我在上封信裡的更為準確意思是：讓那些在學術上毫無真正建樹，甚至連理解力都成問題卻還不謙虛謹慎的人在學術的殿堂裡登堂入室，佔據學術高位張嘴胡說，不僅是對學術的羞辱和對真正有學問的人的羞辱，更是對學風的敗壞和惡劣的示範。因此，在這方面，高水平的學者應該有自覺性和自尊心，不要輕易給那些‘在學術上都沒達到真正及格線、缺乏足夠理解能力，同時卻還不謙虛、不謹慎，也不願意虛心學習和深度思考’的人以與自己同等討論的資格，否則只能助長這類人的進一步虛幻自大甚至狂妄自大，而不能真正喚醒他們的學術思考能力和學術創造能力，同時還可能造成學風的進一步鬆散與惡化。在高規格高水平的學術研究與學術討論中，高水平的學者們堅守自己的學術品味和學術標準，是學術群體要獲得健康的學術發展的必備條件和基礎。而若是不幸處在嚴謹的學術氛圍和風氣稀缺的環境下，對于高水平的學者個體來說，與其參與上述這種沒有質量水準的所謂學術討論，可能還不如幹脆自己進行獨立思考和獨自探索，因為真正頂尖的學術突破，要麼是在幾個當量相當至少差距不大的頂尖頭腦的碰撞中產生，要麼是在一個獨立的大腦中通過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自己與自己的討論、和自己對‘偉大前人的思考’的反復推敲中產生（更包括：在對自己以及對他人‘是否存在認知錯誤、理解錯誤，和是否存在認知局限、思維局限’的反思推敲之中產生）。總而言之，坦誠、嚴謹而又活躍的學風是進行學術討論的基礎：沒有坦誠之心，就無法發現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和真正的思維結構，也就無法進行自我的深刻修正和深度學習；沒有嚴謹的思維推理與充分論證，就無法獲得真正的科學認知能力，也就難以做出有價值的科學發現；沒有活躍的思想和活躍的氣氛，很多奇思妙想就難以產生，還容易導致對現有知識和認知方式的固步自封與作繭自縛現象，更無法獲得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學術胸襟和學術視野（#2#）。簡而言之：坦誠、嚴謹而又活躍的學風，不僅是學術討論的基礎，更是學識能力提升乃至學術創造的基礎、必經之路和最有效的捷徑。偏離這種學風越遠，不僅學識能力越難以得到提升，更難以得到有質量的學術創造；這種學風越興盛，不僅學識能力越容易得到提升，也越容易得到真正有質量的學術創新創造成果。#1#補充一點：當然，這個現象在心理學上比較容易得到解釋。但是，缺乏學習的心態和謙虛謹慎的作風，不論是對于學生還是對于有頭銜職稱的科研人員來說，都會是其學術道路上的巨大內在阻礙。這個現象的一個更為深刻的啟示是：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其智識的成長和學習習慣、思維習慣的養成主要是在其學生階段完成的，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越發容易出現智識發育停滯和心智封閉、固步自封、作繭自縛的現象。#2#學術胸襟和學術視野對于一個人的智力發育和學術發展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參見“愚蠢的三種類型：智力愚蠢、胸襟愚蠢和方法論愚蠢”以及“決定聰明程度的四個要素：三個組分加一個催化劑”。國家重大出版項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創項目劉正教授《金文學術史》9第四章 銘文產生的背景研究引 論如上所述，從時代來說，在殷墟青銅器的第二期開始出現了鑄刻銘文的現象。從已經發掘的青銅器實物的字數上看，有單字銘文，如《其大圓小訪奈捌洹弊鄭堆小訪奈把恰白鄭侗Α訪奈氨弊幀Ｓ辛階置模紜陡競梅狡愫訪奈案競謾倍鄭蹲佑孀稹訪奈白佑妗倍幀Ｓ腥置模紜端灸感了淖泠　訪奈八灸感痢比幀Ｓ興淖置模紜端灸感痢訪奈八灸感痢彼淖幀５攪順魷執罅棵氖貝囊笮媲嗤韉牡諶塚勻揮械□置模紜豆捕Α訪奈骯病弊鄭揮辛階置模紜蹲遊□Α訪奈白遊□倍鄭陡敢訊Α訪奈案敢選倍幀踔戀攪艘笮媲嗤韉牡謁鈉塚勻揮械□置模紜毒□Α訪奈熬弊幀杉笊淌貝嗤髏淖質畝嗌你□皇嗆飭棵募壑導捌涑墑斐潭鵲奈ㄒ恢副輟Ｎ以詿艘彩褂霉淞渡討芡魅鶴酆涎芯俊芬皇櫓械氖鯰鎩凹蠣逼淞閉庖桓拍叡美粗賦埔笊淌貝魷值那嗤髏摹５牽廡□拇嬖諞庖寮捌涑閃□謀塵拔侍餼烤故鞘裁茨?這是我在本章中要予以研究的課題。在殷商時代青銅器銘文的簡銘時期裡，這些銘文在內容上可以分為四大類：幹支、族徽、私名、其它。在具體表現形式上還有“亞”字形內出現的簡銘(幹支、族徽、私名、其它)與沒有“亞”字形的簡銘(幹支、族徽、私名、其它)兩大區別。所謂“亞”字形，是指出現在商週青銅器銘文上的一種特殊圖形文字，其外觀和“亞”字形很接近，故一般稱其為“亞”字形。如常見的一些“亞”字形：有關這一字形的意義和斷代，中外金文學術研究學界異見頻出，莫衷一是。有所謂宗廟說、祭祀說、明堂說、殷代器物說、職官說、族徽說……等等，至今沒有定論出現，是研究商週青銅器銘文中的一大難題。比如，著名的《商戍嗣子鼎》：此件青銅器上的銘文，據敦沫若考釋，當為：郭寶鈞曾主張這件青銅器上的銘文是“晚殷最後的遺存”。有鑑于殷商時代青銅器銘文的簡銘特點，他提出了當時重花紋而不重銘文的時代特征：可知對銅器的重視點，在紋不在銘，而文字的使用，在甲骨，在典冊，並不以“鏤于金石，傳遺後世子孫”為第一事。殷商時代是簡銘時期，到了西週，特別是從西週中期開始，在青銅器上鑄刻洋洋數百字的長銘成了當時的一種風尚。文字體系的日益完善、語法和詞匯的增加，都是產生長銘時期的前提條件和基礎。而青銅器銘文的價值功能的變化，更是起了決定性作用。郭寶鈞在對比殷週銘文長短的變化之時總結說：殷銘簡短，一般只三、五字，銘為器的附屬品；週銘長，常洋洋數十或多或數百言，要“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

男子不想上班謊稱感染新冠被拘

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因有這種特殊目的，故選器類之口大、底寬、腹淺易見的如鼎、簋、簋、盤、盂，又如尊、鐘，以論撰其先祖之功德，實亦自撰其德，以誇耀自己，傳遺于後世，使“子子孫孫永寶用”。這時器為載銘為刻，非銘為附器而刻，銘既有誇耀之用，故撰寫不嫌長多，隨文而鑄的器，自亦不妨重大。若從研究的學術價值的角度而言，西週時期的青銅器銘文才是最有研究意義和研究價值的核心所在!而西週史研究更是先秦史研究的核心所在，但又一直苦于文獻短少而駐足不前。因此，通過對西週青銅器銘文的研究，對于徹底了解西週社會結構和西週歷史發展的具體過程有著為現今所有古籍所不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價值和功用。正是在此意義上才有“一篇青銅器銘文足以抵古文《尚書》一篇”的說法。比如，1976年在陝西省臨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隊出土一批西週初期青銅器，其中就有一件《利簋》，其銘文記載了武王征商的歷史事實。相關的發掘報告如下：利簋 一件。深腹，方座，雙耳有珥。通高28釐米、口徑22釐米。腹與方座均以雲雷紋為地，上飾獸面紋、夔紋，方座平面四角飾蟬紋。圓足亦以雲雷紋為地，上飾夔龍紋。器內底有器文四行三十二字。《利簋》銘文釋文：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夙文又商。辛末，王才闌師，易又事利金，用乍檀公寶尊彝。案：《史記·週本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一段記載。又見于《尚書·武成》：“甲子昧爽……天下大定”。再見于《逸週書·世俘解》：“甲子朝至，接于商，則鹹劉商王紂”。以上三條資料是有關武王征商的珍貴歷史記錄。但是，對于是否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則是千年不解之謎!現在，因為《利簋》的出土，這一千古疑案已經煥然冰釋。上古史籍中的所謂“昧爽”，根據《詩·柏舟》孔《疏》：“朝，即昧爽也”。可知即是《利簋》銘文中的“朝”。而“甲子”日的記載，則是上古史籍資料和青銅器銘文資料對于武王征商的記載，完全─致!由此可見，正是因為出土了《利簋》，證明了《尚書·武成》和《逸週書·世俘解》對武王征商問題的具體時間記載和相關史料是信史。也即《利簋》銘文的存在價值和意義與古文《尚書》中《武成》一篇，具有相同的史料價值。可見“一篇青銅器銘文足以抵古文《尚書》─篇”的說法，並非誇大不實之詞。即使是研究銅器類型學的著名考古學家，也對銘文的史料價值給予了充分地肯定：大抵金文銘詞語序，仍承自甲骨。惟內容大有發展。其圖記自銘、簡辭短語之識，固居多數，而長篇巨制、雄厚淵懿之作，可以抵古文《尚書》一篇者亦不下數十通。析其內容，有記祭典者，如《大豐簋》之衣祀文王，事熹上帝是。有記述訓誥者，如《毛公鼎》之反復叮嚀、諄諄訓勉者是。有記征伐功勳者，如《小盂鼎》之伐鬼方，《虢季子白盤》之伐N狁是。有記寵錫策命者，如《頌壺》之宰弘右頌，尹氏、虢生授命，頌受冊出，反納瑾璋是。有記授土授民者，如《宜侯黧分匚聳恰Ｓ屑敲聳腦技琳擼紜魅伺獺分繚蹟鞫Α分橋獬□恰Ｆ淥淞毒宰稹房梢約淳災瘢淞扼灰汀房梢約乘□ㄖ兀淞隊鄱Α房梢約素痛橢啵淞墩僮稹房梢約錈婊螅悠渲鋅梢約緇嶸睢□緇嶁災收□灰歡恪Ｒ蛑傭χ湃嗣λ痰攏白幼鈾鎪鎘辣τ謾敝錚礎賭印貳捶敲隆匪健笆櫓癲沃鶚林逃郟藕笫雷鈾鎩薄！堵澄勢匪健耙暈謚傭Γ藕笫雷鈾鐫唬骸粑葉唷閉擼使湃鬆羆Ｏ螅誆恢瘓跫洌員４嬖諉鬧擲鐨屑洌芯課髦萇緇岷臀奈鎦貧戎匾柿稀３先縞鮮觶髦艸□嗤髏牡牟菇鷂牡氖妨霞壑倒δ艿玫攪絲漲暗母□錚參芯課髦蓯誹□□蘇涔蟺牡諞皇腫柿稀Ｄ敲矗詮糯鷂難飛希竊趺慈鮮噸糖嗤髏囊庖宓哪?第一節 先秦時代諸說的考察青銅器銘文自鑄刻之日起，學者們就開始了對銘文存在意義和價值的探討。但是，保存下來的珍貴觀點都散見于先秦古籍中。大致有以下七種觀點，現分別予以說明如下：1、使民知神奸說此說首見于《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週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在這裡並沒有說明銘文的存在與否，而古籍中對于夏鼎的記載只是集中在對饕餮圖案的說明上。如前所述史料中對夏鼎形狀的記載是：其一，“鼎成三足而方”。(見《墨子，耕柱》)。其二，“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公費流感疫苗

使民知神奸”。(見《左傳·宣公三年》)。其三，“為物貪埃橙宋淳。購ζ瀋恚裨諳畝Α！蹲蟠匪謹吟咽且病薄(見郭璞《山海經注》)。即：夏鼎是三足方鼎，器壁上鑄刻有饕餮紋，出現這些饕餮紋的目的是教育夏朝臣民懂得辨別是非善惡。可見在當時並不存在鑄刻銘文問題。那麼，青銅器存在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功用是以花紋·圖案來體現的。這種重花紋·圖案的夏代青銅器的價值功用，暗示著在早期中國宗教思想中曾經出現過的那種觀象而知吉兇的傳統。這一傳統到了西週時代就被總結成伏羲氏仰觀俯察作八卦的陰陽學說。而在古文獻的傳統上，從傳說中的夏易《連山》到西週的《週易》都是繼承了這一觀象而知吉兇的傳統。通過對夏代青銅器圖案和價值功用的分析，和古文獻中對三易的觀象而知吉兇傳統的記載，我們發現這二者是相融合的，是─致的。而這一文獻資料和出土青銅器上圖案·花紋的一致，為了解夏代早期思想和文化的概況提供了可能。特別是前述商週時代的“”字銘文青銅器的存在，也是對饕餮圖案、對以目來觀看的觀象傳統的客觀證明。而這一傳統的直接來源應當就是夏代易學和青銅器中所蘊涵的傳統。因此，使民知神奸說的出現是針對無銘之文(亦即對無銘之紋)的價值功用的說明，它闡述了青銅器圖像的社會作用，成為中國古代繪畫理論最早的功能說，也為以後儒家禮教思想的誕生準備了基礎。2、鎮撫社稷說此說首見于《左傳·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晉荀礫如週，葬穆後，籍談以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為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何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搜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戚鉞、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厭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這段文章在西週禮制和歷史的研究上意義頗為重大。這也難怪王要斥責籍談“數典而忘其祖”了。因為當時晉國的銅器已經很發達了。我們從現今山西出土的大量晉國青銅器已經可以相見當時的輝煌狀況。可是，籍談居然說什麼“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之類的鬼話。在解釋武王克商的原因時，景王提出了“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在主張武王克商的武器(軍事)決定論。這和史料中對當時週、商軍事力量對比差別的記載是相矛盾的。是得勝多年以後的自吹還是對克商虎賁軍的贊美，還有待于仔細考察。但是，這裡正式闡明了西週分封制中的分器說。即，西週在分封諸侯時一定會同時賜給受封的諸侯以青銅器，目的是“以鎮撫社稷”。類似的記載還可以見《左傳·文公十二年》：“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杜預注：“大器，鐘鼎之屬”。在具體的受封(即，冊命)過程中，晉國曾得到了“戚鉞、鬯、彤弓、虎賁”，還得到了“以有南陽之田”的土地賞賜。景王特別強調了“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的價值觀。而這裡又一次出現了“撫之以彝器”一語。還是突出了青銅器在分封時的價值功用。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銘文的鑄刻與否問題，但是，冊命過程和賞賜青銅器都是通過銘文完整地記錄下來。只是這裡強調的是青銅器所具有的“以鎮撫社稷”的價值功用而忽略了對銘文內容和受賞意義的具體說明。3、嘉功之由說·銘其功烈說此說首見于《左傳·昭公十五年》，在前述景王指責籍談“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之後，緊接著就是以下這段內容的記載：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這裡特別是“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的觀點，正是對青銅器的價值功用的說明。它是對立有軍功者的一種賞賜。這和西週冊命金文中對立有軍功者的賞賜銘文是十分一致的。看來，在當時就已經有了兩派觀點，一派看重受封時所得到的青銅器，如前述的“鎮撫社稷”說：一派看重立軍功後所得到的青銅器，如這裡的“嘉功之由”說。此二說反映了景王和叔向二人對青銅器價值功用認識的對立。和叔向的觀點相類似的還有“銘其功烈”說，見《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大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 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從這裡的“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一段文字中，明確了青銅器銘文必須要具有贊美祖先功績的內容。這也是“彝器之來，嘉功之由”說的翻版。同時，這裡還規定了銘文內容和使用者之間的用語區別：“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這是要求鑄刻銘文的內容要成為對《週禮》的一種體現，天子、諸侯和大夫的銘文用語是各不相同的。“嘉功之由”說主要是針對大夫銘文用語的要求。4、器者示民說此說首見于《禮記·檀弓》：仲憲言于曾子曰：“夏後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週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明器，又作冥器，特指專門為隨葬而制作的器物。《禮記·檀弓》引孔子之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張而不平，

i88出金

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祭器，特指專門為祭祀而制作的器物。明器也罷，祭器也罷，其核心還是在對青銅器的使用上。因此，上述觀點的中心目的是闡述夏商週三代在使用青銅器上的目的和區別。由夏代重明器、商代重祭器和週代明器·祭器並重這三種區別，可以看出三代文化的發展和變遷。這種看重三代文化的發展和變遷的觀點還有不少，最著名的就是《論語》中對“禮”和“社樹”的異同說明了。前者見《為政》：“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週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後者見《八佾》：“夏後氏以鬆，殷人以柏，週人以栗”。我們按照上述模式把仲憲之言修改為：“夏後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週人兼用之”。就可以發現出現：在孔門學派中的對三代文化異同的總結，是以其自身的儒家思想文化為基準而進行的。仲憲之言和曾子之言的本質區別乃在于：仲憲看重的是青銅器價值功用在三代的變遷，而曾子看重的是人的理性主義精神在商週兩代的崛起。從表面上看，這是對青銅器價值功用分類和用途之爭，而其內涵則是對原始宗教信仰和人的理性主義精神之間的互動關系的說明。曾子的話，我們也可以按照上述模式修改為：“夏後氏用鬼器，殷人用人器，

公費流感疫苗

週人兼用之”。透過對青銅器價值功用的這一分類，我們可以看出由夏到週之間人的理性主義精神在三代的演進。為此，嚴一萍在《夏商週文化異同考》一文中提出了三代文化一脈相承說：“綜觀三代文化，縱有異同之處，未逾損益相因，尋其本則一脈相承，未嘗有變焉”。這是繼承了《禮記·禮器》中的“三代之禮一也”的傳統觀點而來。這一傳統觀點有著很深厚的考古學基礎為背景。張光直在利用《世本》中對夏代築城的記載和河南省鄭州商城、湖北省黃陂商盤龍城等地發掘出的商人築城遺址、以及《詩經·綿》中對週人築城的記載等資料之後，從考古學角度上主張：“三代之間不但在王制上相似，而且至少商週都有貴族分封治邑的制度，這種制度是和中國古代城郭的起源是分不開的”。他的上述觀點反映了他試圖為三代文化和禮制的演進提供一個考古學物質基礎的努力。5、銘者自名說此說首見于《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執政，明足以觀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這一觀點顯然是針對那類祭祖性的銘文而言。《釋名》：“銘，名也。述其功美，始可稱名”。以“名”解“銘”，言簡意地表達出那種“以稱揚其先祖之美”的作用。因此，在作者看來，祭祖銘文的價值功用是“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但是，這只是青銅器銘文用途之一，並非全部銘文的存在意義。6、大約劑說此說首見于《週禮·司約》：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所謂“約劑”，古代用作憑據的文書、契券。《週禮·春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漢代鄭玄《週禮注》：“劑，謂卷書也”。又：“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再：“大約劑，邦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賈公彥《週禮注疏》：“六彝之名，若《司尊彝》雲雞、鳥、小□啤□□V之等，以畫于宗廟彝尊，故知欲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鄭玄在注中還為《週禮·秋官·士師》“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之說作注是還特別強調：“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清代龔自珍《說宗彝》：“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可見，這是針對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法律文書而言的。所以，在西週時代，具有外交文書性質的文字，都是需要鑄刻在宗廟彝器上。而所使用的青銅器主要是以下六種：雞、鳥、小□啤□□V。這是銘文內容和青銅器種類的劃分之間的一個證明。7、傳遺後世說此說首見于《墨子·魯問》：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于竹帛，鏤之于金石，以為銘于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螟于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這裡的“攻其鄰國，殺其民人”是在說明戰爭攻伐，“以為銘于鐘鼎”表現出立軍功受賞銘文的作用。這是戰爭攻伐銘文的存在意義。在銘文內容上，幾乎每件銅器銘文上都會出現“子子孫孫永保用”之類的話，這也就是“傳遺後世子孫”說在銘文上的具體體現。，